5月29日北京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对中国潜在的债务风险发出意见。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在29日上午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占到GDP的50%。尽管地方债攀升迅速，不过风险仍然可控。

利普顿对于中国地方债的乐观判断，主要建立在他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短时期内扔可维系的基础之上。虽然这样一些资金来源部分是通过政府卖地来实现的，总体来说还处于可控、可管理的状态。

IMF对中国地方债的评估结果，与中国政府和国际主流评级、投行机构的意见大致接近。

中诚信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5月28日表示，无论从总量、结构还是机制上，中国地方债务风险依然总体可控，不存在系统性风险。中诚信国际研究部副总经理张英杰预计，2012-2013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13万亿至15万亿元。

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今年4月召开的博鳌论坛透露：截至2011年底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是30多万亿元，债务率为37.8%。2012年债务数量比2011年增加了几万亿元，债务率基本在40%左右。

IMF今日调低中国今年GDP增速至7.75%，利普顿表示，中国经济面临很多重大的挑战。“尤其是社会融资总量规模增长过快，这使得我们去怀疑最近一些投资的质量，也担心这样会对偿还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对方政府和企业的还款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丁蕊 发自北京)

以下是IMF新闻发布会要点：

【中国经济】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今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经济面临很多重大的挑战。尤其是社会融资总量规模增长过快，这使得我们去怀疑最近一些投资的质量，也担心这样会对偿还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对方政府和企业的还款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调低中国今年GDP增速至7.75%。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对于中国出口所产生的影响，中国出口最近有所减速，这也是受全球经济的拖累。中国需要从这种出口驱动型增长向国内需求驱动型的增长进行转化。

即使出现非常负面的国际性事件，中国依然有很多的政策空间和财政能力来加以应对，保持经济的稳定。但是这样一个安全缓冲正在遭到削弱，因此必须果断地加强改革的力度，增强抗风险能力，使得经济更加具有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如果中国经济快速降温，建议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使经济实现进一步再平衡。另外利率需进一步自由化，汇率方面也需要提高灵活度。与此同时，还需要审慎逐步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

【中国地方债】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增扩”概念下的广义政府债务(包括地方和中央)估计已增加到GDP的近50%，相应的“增扩”财政赤字在2012年约为GDP的10%。这样一些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政府卖地来实现的，总体来说还处于可控、可管理的状态。

【日本】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日本现在货币宽松政策，确实产生一些其他国家的问题，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日本政策带来日本大量的资本流出，或者说它的溢出效应。目前日本政策对中国经济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中国城镇化】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城镇化是中国发展当中非常成功的一个战略，能够真正的刺激经济活动，提升生活水平，增加人民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地方政府的决策可能会影响到效率，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问责性和治理水平。

以下是IMF新闻发布会实录：

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发布会，今天的发布会是关于我们对中国进行的第四条款的讨论。

我姓马，是IMF通讯部的工作人员，今天出席会议的代表有David Lipton，是IMF的第一副总裁，还有Markus Rodlauer，是IMF的亚太区副主任，他也是我们这次赴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另外还有伊萨贝拉女士，她是亚太区助理主任，她也是负责包括中国在内的四个主要经济体政策溢出效应报告的领导人。接下来有请David Lipton先生上台做一个简要的致辞，我们会进行问答。

David Lipton：马克斯-罗德劳尔先生带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代表团5月15日至29日访问了北京、上海、贵阳和安顺，开展中国经济第四条年度政策磋商。

代表团与政府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的高层官员以及私人部门代表和学术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就经济前景和未来挑战交换了意见，并会晤了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长楼继伟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

另外，还根据基金组织对最重要的五个系统性经济体的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探讨了中国政策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以及其他经济体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在访问结束时，代表团发表了以下声明：“尽管全球经济状况疲弱并充满不确定，但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预计仍将达到7.75%左右。随着近期信贷扩张产生效果，并且由于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有所加快，经济增速应小幅回升。预计今年年底的通货膨胀将在3%左右，对外经常账户顺差将大体保持在占GDP2.5%的水平不变。

尽管近期前景相对乐观，但中国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具体而言，社会融资总额(信贷的广义衡量指标)的快速增长令人担心投资质量问题以及其对清偿能力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些信贷流动中，有越来越大比例是通过金融体系中未受到有效监管的部分进行的。尽管在对外再平衡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但经济增长已变得过于依赖投资的持续扩张，其中主要是房地产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房地产部门和政府的财务状况由此受到影响。

严峻的收入不平等和环境问题进一步说明，需要改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当局已认识到这些挑战，今年3月上任的新一届政府已宣布将在2013年实施一系列改革，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在我们与当局的讨论中，他们强调打算开始实施全面的改革，确保未来实现更加均衡、更具包容性、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在发生负面冲击时，中国仍具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和财力来维持稳定，但是，安全余地在缩小，需要果断地实施改革，控制脆弱性因素，使经济走上更可持续的增长道路。

我们与当局的对话强调了改革面临的三大挑战：(1)在地方一级政府或与政府相关的经济机构，特别是银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 建立强有力的治理结构;(2)继续放开管制，减少政府参与，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3)果断地推进经济再平衡，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否取得总体成功，将取决于能否有效实现上述所有三项目标。

例如，如果不能加强财务纪律和问责机制，那么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不会实现所希望的效率提高，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关于改革的主要政策领域，令代表团备感安心的是，当局表示要将重点放在金融部门、财政改革，以及旨在增强价格信号和市场有效运作框架的其他措施。控制社会融资总额的增长是一项优先任务，这需要进一步加强审慎监管，另外还须改善投资者对其投资决定的负责机制(而不是普遍存在的有息资产收益总是有保证的看法)。

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减缓经济活动，但有利于经济转向更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太快，大大低于今年的目标，那么应采取预算内刺激，侧重于支持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措施，例如降低社会保障缴款，为消费提供补贴，或进行定向社会安全网支出。

应继续在放开利率和提高汇率灵活性方面取得进展，这将支持经济再平衡;还可以辅之以资本账户的逐步、谨慎的进一步开放。工作人员对中国外部状况的评估与去年基本相同，认为人民币相对于一篮子货币中度低估。

财政改革是支持再平衡、改善治理、提高投资效率的改革议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包括在内，“增扩”概念下的广义政府债务估计已增加到GDP的近50%，相应的“增扩”财政赤字在2012年约为GDP的10%。尽管这一赤字部分是由土地出让来融资的，并且增扩概念下的债务仍处在完全可控的水平上，但在中期内必须逐步降低赤字，以确保债务状况稳健和可持续。

这一方面的重要工作包括，继续实施税收改革，对地方政府财政进行全面的重新调整，根据支出需要重新配置资源，以及改革地方政府投资和借款的相关制度。以其他征税形式部分取代非常高的社保缴款，也有助于经济再平衡和降低低收入者的负担。

其他广泛的结构性改革将支持经济实现更均衡、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当局已提出实施许多结构性改革，包括调整能源、土地和水的定价。向目前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部门引入更多竞争，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居民收入。从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红利将能改善财务纪律并提供更多财政收入。

这些措施合起来构成了具有挑战性的改革议程，付诸实施需要坚定的决心和强有力的管理能力。当局多次强调，他们充分意识到这些挑战，也意识到需要果断地实施新一轮改革，使经济走上更均衡、更可持续的增长道路。鉴于中国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以及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日趋紧密，中国改革的成功将造福于中国和世界。

我就简要介绍这么多，接下来就可以进行问答了。

提问(华尔街日报)：两个问题，首先，看来你们是调低了对今年、明年的增长预期，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一个调整?第二个问题，您估计政府的增速贷款占到了GDP的50%，而去年是10%，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你在这方面是如何去做的计算?

David Lipton：在中国，大家都看到经济增长非常快，目前来说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很快，我们预计中国的经济还会保持很大的活力，我们预计今年会有7.75%的增速，虽然调低了，但是调低的幅度非常小，我们也考察了全球经济的增加情况，以及这样的全球经济增长对于中国出口所产生的需求，中国出口在过去很多年都有很快速的增长，但最近有所减速，这也是受全球经济拖累，所以这个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全球展望。

我们也在考察政府的财政情况，包括政府的收入和负债，总体来说负债的比例是非常温和、非常低的，但是我们和政府也都在看很多广义的指标，我们看了地方政府融资的指标，看了一下地方政府支出的指标，我们希望能把这些数据也纳入到我们的磋商之中。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他们的融资，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加综合全面的了解。

我在这儿想介绍一下我刚才在开幕致辞时候说到的地方政府的活动，毫无疑问，地方政府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经济所必需的社会服务，包括校舍、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活动存在问题，但是很自然的一点是，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赤字或者出现一些融资，需要对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融资支持，但是我们现在主要看的是比较宏观的一个局面，我们希望能够对于地方政府整个财政状况能够有更多的透明度、更多的审查。而且整个活动实际上也都是符合整个国家全局的利益的，这是我对于地方政府要说的。

提问(中国新闻周刊)：首先您刚刚说把中国GDP增长的预期调低了，同时您觉得中国还谈到了社会融资方面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中国将来的增长会不会进一步的减缓呢?比如说如果中国采用您的建议，会不会进一步减缓。第二，您谈到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资本账户的开放等，想问一下，您在这次和中国政府的会谈之后，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中国会不会把三方面或者四方面，包括银行利率的改革措施付诸实施?这四项改革措施是不是同时会进行?是否会取得成功?同时中国如果能够做到这点，比如账户到2015年的时候能不能实现整个资本账户的改革?

David Lipton：最后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对于中国的增长的预测是非常强劲的，7.75%的增长，用任何标准来说都是很快的增长速度，我们其实觉得中国现在信贷的增长需要对它进行非常紧密的观察，同时现在对于贷款的来源和贷款的使用用途都需要对它予以关注，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些投资是有效的投资，是有用的投资。所以对于基金来说，我们觉得财政政策和现在的货币政策是符合现在整体环境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风险，比如信贷的进一步扩大和增长，有可能增长速度过快。

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效率不是很高的或者使用用途不是很正当的投资，是存在这样的趋势的。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很对，现在中国在市场化、自由化方面确实有多项改革措施要做。第一个，它的利率、外汇、资本账户、能源价格、能源市场等，我们想要强调的一点是，当中国进一步开放和自由化的时候，中国同时也需要建立起一个非常强大的管理或治理的体系，这样自由化或者市场化才能够真正带来整个经济的进步，而且能够保证起到效果。

对于管理这个治理体系，实际上也是改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如果我们再退一步来讲，在中国它的治理原来都是自上而下的，但是现在市场经济当中有很多的参与者，比如像银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等，这些参与者都需要对它们进行监管，同时当它们获得贷款或者发出贷款的时候，它必须要对于它的决策、贷款使用的有效性来负责，如果政府是有效的，你这个市场化或者自由化就能够带来一个更有效的、更好的资源配置。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这两种改革，也就是治理的改革和市场的自由化改革，希望两者能够并肩齐躯。

同时，我觉得在改革次序方面，实际顺序怎么确定确实比较复杂，我也相信中国政府在改革的时候会从多方面考虑，我觉得中国的改革确实需要不断的、多方面的推进，同时这个改革并不是说我们只采用一个改革，做一个措施，其他的也都会顺其自然变好，比如说在一个领域当中，它的自由化也需要得到其他领域自由化的支持。

提问(金融时报)：第一个问题，在今年第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融资增长了58%，和去年相比，增长速度从原来大概7.9%下降到了7.7%，很多人很担心，说信贷的增长是不是用来偿还旧的贷款，但是如果看一下中国现在的不良贷款或者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大概是1%，你相信这个数字吗?你觉得银行汇报的这个不良资产率、实际不良资产的数字是否真实和准确?第二个问题，日本最近推出了货币宽松政策，使得日币在不断贬值，现在中国政府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心，或者说比较担心日本采取的这个政策的影响性?同时你有没有看到日本这个政策对于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有没有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David Lipton：在信贷增长方面，我觉得对于发贷方或者说信贷现在正在从传统的渠道向新的方向发展，当然比如说现在信贷也有更多的用处，另外同时还有很多基础设施的支持，或者说很多其他方面的投资，比如说像你刚才建议的，通过一些政府或者说企业的融资，目前我们觉得在贷款方面没有出现什么新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担心，我刚刚前面也说过，信贷的增长有可能会对未来带来问题，比如说如果信贷投资的经济活动本身的效率不是很高，带来的经济回报并不是很高的话，这样的贷款就有问题。

对于你刚刚说到的日本的问题，日本政府现在设定了一个非常广泛的改革目标，希望能够控制他们的通货紧缩的问题，实现日本经济的增长。同时日本政府的改革过程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日本在过去的20年当中一直经历的是低增长还有通货紧缩的情况。

但是确实他们在早些年取得的一些经济方面的增长和成功，包括日本现在采取的这种货币宽松的政策，产生了一些其他国家的问题，比如特别是亚洲国家，还有欧洲国家。同时有一些国家也会比较担心，觉得日本所产生的这种市场上的流动性，有可能会带来其他国家的一个流动性的增长，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确凿的证据。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还没有觉得日本政策带来日本大量的资本流出，或者说它的溢出效应，但是我们也非常了解有一些国家所提出的这种担心。

同时我们觉得，对于日本汇率的变化，最近大概是在政策开始之后出现很大的波动，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产生了一些影响，特别是有些国家，和日本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和日本在整个供应链当中进行竞争，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对中国影响倒不是很大，中国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

最近我们在中国也听到了一些担心，就是说日本政策产生的一些影响，但是很多可能是对于未来预测性的影响，就觉得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觉得目前日本的政策对于中国经济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提问(21世纪报)：想问一下关于长期GDP的增长，中国现在已经决定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尽管GDP有所放缓，但是也有人会谈到，说这个数字应该是多少比较合适，同时像昨天我们也听到，有人说中国必须要保持在接下来的5到15年当中都要实现7%的增长，所以想问一下，您对于中国长期GDP增长的预测，比如说5到10年的GDP增长速度是多少，同时有没有一个中国必须要保持的基本的增长率?如果中国的增长率降到7%会怎么办?

David Lipton：我觉得毫无疑问的一点，从中期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肯定会比它之前大概10年中增长最快的时候要低，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原因主要是由于原来由投资所驱动的增长现在正在进行转型，同时，有很多人原来在经济活动当中的活动也会发生变化。将来这个增长率会是多少，我觉得还并不是很确定。

对于我们来说，中国经济实现健康的增长包括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从原来这种出口驱动型的增长向国内需求驱动型的增长来进行转化，同时增加家庭的收入，增加国内的消费。我们也觉得，毫无疑问，中国将来会以一个非常健康的速度来继续维持它的增长。同时，中国的增长也将会是建立在一个更大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同时有更多的投资来支持一个平衡的经济增长，而且中国也将不断地实现继续的科技进步。

但是具体的说它长期的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我觉得很难说，但是对于基金来说，我们希望能够鼓励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鼓励中国经济健康的增长，但是如果要实现增长的话，中国也必须要非常小心，不要过于追求增长的形势，因为增长如果过于形势其实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来保证它的增长能够鼓励它的投资。同时还有包括由出口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可能更多的是依赖于出口或者投资，如果继续依赖于这种模式的话，实际上会带来经济当中的一种浪费和低效。

提问(南华早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觉得李克强总理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战略的发展，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投资带来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有一些迹象表明，现在地方政府仍然是喜欢或者愿意用投资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城镇化的名义下来鼓励投资，如果您要给李总理提供建议的话，您会提什么样的建议?第二个问题，最近我们中国人民币实际上升值是很明显的，即使在美国美元贬值的情况下，当您见到了周小川行长的时候，他有没有向您解释一下或者介绍一下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有没有在中国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方面有更多的改革措施?

David Lipton：我觉得对于地方政府的活动在城镇化方面我想说两点，第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应该对于所作出的决策负起责任来。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它能够获得很多的资源，同时也要进行很多的投资来支出，来鼓励地方的发展，来让社会进步，所以地方政府所作出的决策应该是有效的、有用的资源分配。

第二点我想说，对于城镇化本身来说，实际是中国发展当中非常成功的一个战略，我觉得也很有可能将来城镇化的战略会继续。城市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张，会有很多的人来重新投入城市，加入效率更高的经济部门的活动。您说的对，在这方面确实存在效率低下的风险，地方政府的决策可能会影响到效率。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问责性和治理水平，这样才能够使得城镇化能够成功发生和实施，与此同时也能够真正地提升经济效率，能够真正地刺激经济活动、提升生活水平、增加人民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包括户口制度的改革，和其他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让居民可以更好地去普及社会保障的项目，让儿童可以能够更好地看病、享受医疗服务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您提到人民币汇率，我不想就近期的人民币汇率作出评价。从中期来看，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趋势，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多的是转向内需，其中有一部分的战略就是要提升居民收入，另外一部分就是要使得人民币汇率更有灵活性、更有弹性，必须建立一个强效灵活的人民币市场，人民币汇率上升是中期的一个发展趋势。

主持人：David Lipton先生刚才的发言会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发布，大家可以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