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一批美国医生在危地马拉蓄意让上千人感染性病，到今天，当年的受试者仍然饱受性病的困扰。

撰文 马修•沃尔特(Matthew Walter)

翻译 高天羽

那些针，是在没有提醒或给出解释的情况下扎进去的。1948年的一个周五，危地马拉陆军的低阶士兵费德里科•拉莫斯(Federico Ramos)正要离开军营去度周末，上面却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去一家由几个美国医生经营的诊所报道。

拉莫斯步行去了这家诊所，医生在他的右臂上打了一针，并叫他周末结束后再来打一针。作为补偿，拉莫斯的指挥官给了他几枚硬币，让他找个妓女快活快活。拉莫斯参军两年，在头几个月里，这样的事一共发生了几次。现在回想，他认为当年的医生是在故意让他感染性病。

拉莫斯现年87岁，他说自己大半辈子都在忍受那几次注射带来的危害。退伍后，他回到家乡，那是一座偏远的村庄，坐落在危地马拉城东北的一处陡峭山坡上。即使到今天，这个名叫拉斯埃斯卡雷拉(Las Escaleras)的村子都没有通电，而且缺医少药。直到拉莫斯年届不惑、也就是接受注射近20年后，他才去拜访了一位医生，确诊患了淋病和梅毒;治疗的费用，他无力承担。

“因为缺少资源，我一直待在老家，试着自己治好自己，”拉莫斯说，“感谢上帝，我在有些年头会感觉好点，但接着就会复发。”过去几十年里，他常常会在排尿时疼痛流血，他的病还传染给了妻小。这些，都是他上个月在家中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透露的。

拉莫斯的儿子本杰明表示，他也是一辈子受到各种症状的困扰，比如生殖器发炎;他的妹妹一出生头部就有溃疡，后来一直脱发。拉莫斯和他的子女都把美国看作他们几十年饱受性病之苦的祸首。“这是美国的一项实验，目的是检验性病对人的危害。”本杰明说。

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美国在危地马拉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性传播疾病(STD)的实验，活到今天的受试者寥寥无几，拉莫斯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美国政府派出的研究人员和危地马拉同行一起，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对5 000多名当地士兵、囚犯、精神病人、孤儿和妓女进行了实验。他们让1 308名成人接触梅毒、淋病或软疳，有时还利用妓女来感染囚犯和士兵。这些实验在2010年披露后，拉莫斯和其他受害者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奥巴马总统正式道歉，他还委派了一个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要他们对当年的事件展开调查，并确认现行法规能否保障临床实验受试者的权益。

当危地马拉实验的细节大白于天下，美国的卫生官员纷纷表示谴责，说当年的实验“可恶”、“可憎”。去年9月，生命伦理研究委员会在一份报告的结尾表示：“危地马拉实验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就算以涉案研究人员对自身做法的认识，以及当年医学伦理的要求来衡量，结果也是如此。”(见“伦理的演变”)

不过，如果将这份报告和参与危地马拉实验的研究人员撰写的文件相对照，我们就会看到一幅更加复杂的图像。当年主持实验的年轻学者约翰•科特勒(John Cutler)曾经得到美国卫生官员的鼎力支持，连卫生局长也是其中之一。

“科特勒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非常重要，而且他不是单枪匹马在做这件事，”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的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Susan Reverby)这样评说——就是雷弗比发现了科特勒撰写的几份没有公开的实验报告，从而将这项研究公之于世。

科特勒和他的上司们明白，自己的研究受社会上的某些人士待见。但在他们眼里，这些研究在伦理上是站得住脚的，他们相信研究结果会带来广泛的益处，能帮助危地马拉改善公共卫生系统。这种种借口，都对今天的医学研究中可能发生的腐败提出了警示，因为西方的临床研究正日益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利用那里的低廉成本和大量等待治疗的病人。生命伦理学家担心，某些国家的松散法规和低下的伦理标准会让部分研究人员乘虚而入，在那里开展本国不允许的实验。“这件事的最大教训就是，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应该遵守同样的规范、准则和伦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临床中心生命伦理部担任代理部长、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成员克里斯汀•格雷迪(Christine Grady)说道。

反梅毒战争

在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美国的卫生官员都忙着和性传播疾病作战。1943年，时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性病分会主席的约瑟夫•摩尔(Joseph Moore)估计，美国军队中每年新增的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35万，“相当于每年让整整两个装甲师或者十艘航空母舰退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在研究、治疗和宣传上花了很大力气。

参与这场反性病战役的很多人后来当上了卫生高官——日后批准危地马拉实验的美国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Thomas Parren)，当年就是公共卫生服务部的性病研究实验室(VDRL)的负责人，还就这个问题写了两本书。这个实验室的副主任后来跑去管理NIH的研究经费办公室，而该办公室在1946年初为危地马拉实验提供了经费支持。

约翰•帕拉斯坎朵拉(John Parascandola)曾经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担任历史学家，并撰写了《性、罪与科学：美国梅毒史》(Sex, Sin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Syphilis in America)。他表示，公共卫生服务部“曾经有个非常活跃的性病分部”。这个部门的研究人员在1943年就证明了青霉素能有效治疗淋病和梅毒，但他们对这两种疾病和其他性病的预防和治疗仍然有许多疑问。“那些人刚对性病有了初步了解，对这个课题还是很感兴趣。那是在上世纪40年代，性病分部的人当然不会觉得性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美国军方尤其想开发一套防病技术，以取代沿用了几十年的“专业设备”——要求士兵在性事之后，向阴茎中注入一种含银的溶液以预防淋病，还要在生殖器上涂抹甘汞油以预防梅毒。这种方法不单痛苦费事，而且不怎么有效。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在1942年底提出，为了验证治病和防病技术，亟需在受控条件下让人类感染性病。官员们就这个建议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展开了辩论，甚至恳请美国司法部长发表意见。最后，他们决定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的一座联邦监狱进行实验，使用自愿的囚犯作为受试者。

科特勒就是奉命开展实验的医生之一。这项“监狱研究”始于1943年9月，当时科特勒28岁，两年前刚从医学院毕业。研究者将病菌直接放置在囚犯的阴茎顶端，想以此引起感染。这次实验建立的方法，后来又被科特勒用到了危地马拉。然而，研究者终究没有找到有效感染受试者的手段，缺少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步骤，防病技术的检验也就无从谈起。不到十个月，实验就被终止了。

被囚的人群

在特雷霍特的尝试之后，研究者开始规划一项规模更大的研究，就是通过所谓的“正常接触”感染受试者，具体方法是让他们和已经患病的异性性交。

1945年，一名危地马拉的卫生官员在VDRL工作了一年，期间，他主动要求在他的祖国开展研究。这名官员叫胡安•富内斯(Juan Funes)，是危地马拉性病控制部的负责人，是协助研究的不二人选。当时的危地马拉，卖淫是合法的，政府要求性工作者每周去诊所检查、治疗两次。富内斯负责一家大型诊所的监管工作，可以推荐得了性病的妓女参加美国的实验。科特勒和VDRL的其他科学家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提议，他们起草的计划得到批准，并获得了110 450美元的资助。

危地马拉方面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研究项目涉嫌蓄意传播性病，明确违反了当时的危地马拉法律。但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危地马拉正在经历一次政治动荡，该国官员对美国的计划并不反对，像危地马拉公共卫生部长路易斯•加里奇(Luis Galich)就参与了美国的研究，甚至1945年当选总统的胡安•何赛•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也难逃干系，他对美国科学家在危地马拉开展梅毒研究一事，至少是有所耳闻的。对危地马拉的官员来说，美国的这次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利用美国的资金来提高自身落后的卫生条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

科特勒在1946年8月抵达危地马拉，开始筹备实验。他的计划是先通过验血来诊断性病，然后检验青霉素和一种名叫“orvus-mapharsen”的药剂的防病效果。起初，科特勒利用染病的性工作者来向士兵传播淋病，他和同事给这些性工作者接种了几种菌株，然后让她们与大量男性发生性关系。资料显示，有一名妓女在71分钟内与8名士兵发生了性关系。此外，研究人员还利用性工作者在一所监狱内开展了研究。

可是，用这种“自然”的方法来造成感染也并不容易，于是研究人员改用接种法。他们用带病溶液擦拭受试者的尿道，或者用一根牙签将溶液送入受试者的尿道深处。在危地马拉的国家精神病院，科学家在男性病人接触病原体之前先将其阴茎划破，以此增加感染的机会;他们还在七名女性病人的脊髓液中注入了梅毒。

根据美国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科特勒的研究组共使558名士兵、486名精神病人、219名囚犯和39名其他人士接触了淋病、梅毒或软疳。但委员会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人受到感染，又有多少人被治愈。有些实验在精神病人、囚犯和军人之外，还用到了孤儿和麻风病人，研究人员对所有实验中诊断测试的精确性都进行了测定。

委员会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科特勒在实验时获得过受试者的同意，虽然有几次他的确获得了军队长官、监狱官员及精神病院医生的许可。在一封写给他的上司、VDRL主任约翰•马奥尼(John Mahoney)的信中，科特勒坦白自己对精神病院的病人有欺骗行为，目的是给他们注射梅毒，然后治疗。

科特勒和同事对待有些受试者的手段相当残忍。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个案例：美国医生用梅毒感染了一个名叫伯塔(Berta)的女精神病人，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都没有为她治疗。伯塔的身体越来越差，又过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科特勒报告说她已濒临死亡。这时，他又一次用梅毒感染了伯塔，还把一个淋病患者的脓汁注入她的眼睛、尿道和直肠。在接下去的几天里，伯塔的眼睛里渗出脓汁，尿道里流出鲜血，不久之后就死了。

不过，科特勒在危地马拉也做了一些好事。他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在军队医院里发起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还为陆军制定了一个疾病预防计划。他为孤儿治疗疟疾，游说上司为陆军提供青霉素(但遭到拒绝)，还为当地培训了一批医生和技术人员。另外，他还帮助142位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可能都患有性病，但不是在他的研究中感染上的。

他在报告监狱研究时写道：“对方很欢迎我们的团队，无论是监狱管理人员还是囚犯都是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而这些东西是他们以前所没有的。我们因此觉得，这个治疗项目是值得的，也是完全正当的。”

到最后，科特勒的实验并没有获得多少成功，部分原因是，他无法在不使用极端手段的前提下感染受试者。他后来获准将实验从1948年6月延期到当年12月。那年年底，他离开了危地马拉。此后，其他研究人员公布了部分验血结果，但科勒没有公布他对防病技术的研究。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指出，他的那些实验不仅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而且在筹划和执行上都十分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