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火柴厂，经历了中国百年历史的各项重大经济和社会变革，最终它在体制束缚和市场冲击双重作用下走向了终结。

文|CBN记者 周昶帆

图|周昶帆

在泊头火柴厂破败的厂区里转悠时，王炳华看到车间里有人拿着剪切机正在切割一台完整的火柴制盒机。切割机的另一头连着氧气罐，枪口冒出灼热的火焰，在已布满锈迹的设备上留下烧断后的黑色痕迹。

“你们是哪儿的?这机器就这么割了?”王炳华问其中一个工人。当得知他们是来收设备的，而这些旧设备最终将被当作废铁卖掉时，她连说了几遍，“可惜了，你这拆了当零件卖都不止这钱。”

刚进厂门口的那一刻，王炳华就已经猜到了这些人的身份。此前几天，泊头火柴厂破产后的剩余设备在网上拍卖的消息已经传开。厂子里还来了卡车，正要运走这些东西。王炳华在车间里转了一圈，捡了几打带图案的火花，她说，“留个资料留个纪念。”

退休前，王炳华在泊头火柴厂成品车间任车间主任，从16岁进厂当一个普通的临时工到车间主任，她一生都在火柴厂里工作。现在她打算做点与火柴有关的小买卖。

创立于1912年的泊头火柴厂位于河北泊头市区内，曾经整个城市都为之骄傲。在官方的记述中，它的投产“改变了中国人依靠洋火的历史”，也是中国火柴行业规模最大的“五朵金花”之一，鼎盛时期全国10%的火柴由它来提供。而1990年代之前，泊头家家户户都曾为它糊过火柴盒来获取“死工资”之外的收入。用火柴烧火做饭、用放大镜照火柴头取乐还有逢年过节用火柴点香放鞭炮的情景曾经是几代人的成长记忆。

然而随着一次性打火机成为主流产品，火柴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渐褪去，在城市中，只有酒店、宾馆等场所还能看到踪影，卖火柴的专卖店则成为了旅游景区购物街的一种新配置，火柴已经失去了它的核心用途，被当做纪念品来出售。泊头火柴厂这样的大型火柴厂，随着时代变化走向了它历史的终结。

今年9月，泊头火柴厂破产的最后一批生产设备在网上经过48轮竞拍，被沧州一家企业以246万元竞得。老工人们觉得设备处理的价格太低了，“原来的设备都值上千万”。这已经是第三次对这些设备进行拍卖，前两次现场拍卖都没成功。

而设备一旦处理完毕，泊头火柴厂接下来的命运就是厂房被拆除，土地转为房地产开发。在这个时常能听到打造“百年老店”的商业时代，它却不堪重负，没有跨过百岁的门槛。“在它没了的时候却出名了。”一名泊头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的员工说。

它的荣光停止于2006年。这年火柴厂停产，4年后厂子正式破产。荒废多年的厂区内已经杂草丛生，附近有些居民在这里放羊。破败的厂房车间里到处都能看到当年留下的注意安全和防火的警示，斑驳的墙上还留有富有时代性的标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做四有合格职工。”地上散落着火柴梗以及包好的整盒火柴。拆卸设备时剪切机冒出的火焰让整个车间都弥漫着火柴头中的磷燃烧后的刺激气味。

破产后的火柴厂资产除了剩余设备外，厂区还有170亩左右的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网站上的公示资料显示，火柴厂其中两块地面积共计10.4公顷也已被泊头当地国土资源局拍卖，今年6月被北京世纪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1.48亿元拍得。而“泊头火柴”这个商标的归属则不知去向。负责协助泊头市政府处理设备拍卖的泊头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及当地新闻宣传部均称并不知晓详细情况。“按理来说，破产后的商标应该属于大股东。”火柴厂大股东、曾任火柴厂厂长和董事长的王维龙说。但他也未收到。

“早年火柴厂的资方，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东南亚，他们听说土地拍卖的新闻后还打电话回来问火柴厂的事。”王维龙说。

这个火柴厂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然而这无法阻止泊头火柴厂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文物保护部门只留下了一条生产线，而更多的布满蛛网和灰尘的老旧设备将被切割成废铁，被融化到新的肌体里，不知去向。

从建设到破产，这个火柴厂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整个百年历史中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变革都在它身上留下了烙印。

1970年王维龙大学毕业后加入泊头火柴厂时，泊头火柴厂和那个年代中国所有的国营企业一样，依照政府计划来生产，依靠政府定价和政府调配来销售，工人则端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享受着“老大哥”的待遇。

当时的火柴厂已经经历了近60年的风雨飘摇。据《泊头县志》和《泊头火柴厂历史资料手册》等资料记录，1912年，顺应当时“实业救国”的思潮，河北沧县人钱立亭筹集了1.2万大洋在泊镇建了一个火柴厂，泊镇即现在的泊头，地处京杭大运河畔，交通方便，也有水源，适合发展工业。起初经营顺利，但1916年，火柴厂未经试验以当地的土硝代替进口原料氯酸钾来生产火柴，结果打不出火，造成大量产品报废积压，公司资金无法正常周转。公司通过股东找到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冯国璋，说服其入股4万大洋。

抗日战争爆发后，泊镇被日军占领，厂里来了日军的驻厂员监督生产，而火柴产品也对国统区和共产党根据地实行禁运。抗战刚一结束，火柴厂所在的泊镇又被国民党军队迅速接管，为了不被围城的八路军占领，县长决堤放水，地处低地的火柴厂被河水淹没。

1949年后，火柴厂得以重建，并在其后的几年内实现了“公私合营”和收归国有，被纳入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之后，中国政府对火柴工业进行统一调控，开始对火柴厂进行合并或取缔，泊镇火柴厂在河北保留了下来，经历了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到了1980年代，在实行承包制之前，火柴厂处于亏损状态。

1988年，作为沧州市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试点之一，泊头火柴厂进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开始将经营权转给个人。在试点改革中，王维龙赢得职工选举，开始担任厂长，同时承包下了火柴厂的生产经营权，“厂子利润的超额部分承包人能从里面提成4%，但完不成目标要扣工资。”

泊头火柴厂?1987年实际利润为169.9万元，而三年承包定的指标分别为281万元、310万元和319万元。承包改革的背后，火柴厂也获得了根据市场形势对火柴自主定价的权力。中国政府1985年开始推行的双轨制物价改革，让自主定价成为可能。彼时中国政府开始放开价格控制，允许一部分计划外的产品产量按照市场供求自主定价出售。

当1985年火柴由国家包销转为允许自销时，全行业开始出现竞争激烈、价格走低的状况，随后两年火柴市场整体萎缩。王维龙上任厂长后，组织了一个产销联谊会，邀请行业内各火柴厂的厂长，协商共同将火柴价格提升，稳定在合理价位。这种行业性的行为扭转了销售形势，也带动了市场价格一路上升，每件(每件包括1000盒)火柴由20元涨到最高时候的70元。

产销联谊会后不久，在河北省的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普遍反映他们买不到火柴了。不仅仅是火柴，在物价改革过程中各种商品都出现抢购和涨价的现象，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后来199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姜昆和唐杰忠的相声《着急》反映了这段时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焦虑。害怕涨价的他们不管是什么商品都先抢购回家，仿佛只有商品才是硬通货，而钱却“不值钱”了。

作为对人大会议的回应，河北省将泊头火柴列为计划商品又变回政府包销，收回了自主经营权。政府定下的价格是每件21.4元，远低于市场价格，这让承包者王维龙吃了亏。作为补偿，河北省政府方面承诺“今后如果火柴市场再出现滞销，泊头火柴厂的火柴全部由省政府包销” 。

在这段经济转轨时期，计划经济开始褪去色彩，但也时有反复，而市场经济则开始显现出它应有的活力，此后两种成分互相掺杂的状态一直伴随着火柴厂的经营。

除了体制给国有企业设置了天花板之外，另一种技术变革的力量也悄悄到来。火柴厂在体制牵绊之外，直接面临市场冲击。1987年，温州人手工制造出了中国第一支一次性打火机。随后这一颠覆性产品开始在中国扩散，直至流行。只在几年的时间内，在城市中打火机就开始将火柴挤出市场。

带着转轨时期的产权纠结，1990年代的泊头火柴厂在体制束缚和打火机的冲击下走向衰弱。它受限于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但也萌发出了市场竞争的思维，试图在计划与市场、“政”与“企”之前求得平衡。不过挣扎也未改变命运，只待压垮它的最后那根稻草的来到。

1990年代，中国火柴行业“五朵金花”之中其他四家济宁火柴厂、安阳火柴厂、开封火柴厂、蚌埠火柴厂陆续倒闭或分拆成小火柴厂。产大于销的局面也在泊头火柴厂出现，但河北省政府承诺的包销却并未再提起。泊头火柴厂只能自己想办法在行业陷入低谷的时候进行突围。

这一连串大中火柴企业倒闭潮倒是给泊头火柴厂留下了一些市场空间。王维龙称这段时间是“冷中取热”，在行业的寒冬中把自己的企业搞红火。填补市场空白使得火柴厂的产量翻番，销售范围也大为扩展，由原来仅在河北省内几个地区扩张至河北全省和周边各省份，占据了全行业市场份额的10%。

1990年代初时，在泊头当地火柴厂的福利是最好的。“就医不要钱;孩子上学不要钱，我们有小学;死了有丧葬费;直系家属有60%的看病报销;每个星期我们都能放一场电影。我们有自己的浴室、理发室、医院，配套都挺全的。那时候还发西服，发皮夹克，那时候很奢侈的。像市政府很多找对象找我们火柴厂的，我们挣几十块钱的时候，他们才挣30多。”王炳华说。

“厂子北面这一片都是给员工盖的福利房。人家一问在哪工作，我们说‘泊头火柴厂的’，非常骄傲。”曾任副厂长的赵仲新说。而如今这些当年被视作“铁饭碗”的福利保障都消失了。

1997年，瑞典火柴集团找到泊头火柴厂谈合资，王维龙说：“我的谈判能力他们谁都怵，我们5000万元的资产谈成他们拿7000万，占70%的股份。还承诺所有员工的安置，提高工资。”瑞典火柴集团意欲通过买下泊头火柴厂来打开中国市场，而王维龙则希望泊头火柴能走出中国，打开国外市场。瑞典火柴集团是世界火柴大王，在22个国家都有海外市场。通过合资，这个老国企也想引入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变陈旧的思维。

然而合资事宜遭到了各方的反对。省政府不同意，省委书记和省长找到王维龙说，“我们国家的老民族工业不多了，泊头火柴是比较有声望的民族工业品牌之一。”省经贸委主任也替他分析：“厂长，我不反对你合资，可是这事要是不成功，这责任你得想想担得起吗?”

工人们也不理解，觉得王维龙这是卖厂，“怎么能让外国人控股，钱让外国人挣去?”王维龙向河北省长汇报合资的事时，还和省长“顶”起来了，“1988年承包的时候，人大代表说买不着火柴，社会上卖七十，我出厂价二十一块四。我是个人承包，是按超额利润提成，完不成指标得扣我工资，三年承包期我让了一个多亿。那时我奖金都不要;全国劳模都不要，让给厂书记了;那时有人100万年薪请我，那会儿万元户都少，我都不要。我的志向是在厂子这儿，应该是能弄得很好的。”

可因为阻力重重，合资最终没有成功。直到现在谈起此事，王维龙仍会陷入沉默，叹息这一辈子的遗憾，“他们有他们的角度，他们也是为我好。”

在行业渐冷的趋势下要打开市场，王维龙也进行过兼并收购。1998年泊头火柴厂兼并了面临破产的河北邢台的临西火柴厂和安徽的安庆火柴厂。这两家企业都是国有中型企业，资产上千万，但都有几百名职工要养活。买下这两家厂子王维龙觉得“并不贵”，前者50万元，后者80万。

王维龙想通过收购来完善泊头火柴厂的技术设备。泊头火柴厂生产的产品盒子粗糙难看，印刷质量差，外包装箱也容易散，成本低在好年头时无所谓，可是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就会成为短板。泊头火柴的火柴梗是用明火和煤烤的，容易熏黑。包装箱质量差，火柴运到西安再运到更下一级的销售点就散了。而这么粗糙的产品，国外市场不会喜欢。“在市场环境好的时候我们能展现出我们的优势，可竞争激烈的时候我们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王维龙的考虑是收购临西火柴厂可以提高火柴梗的质量，收购安庆火柴厂有能印刷高质量盒子的海德堡印刷机，两个厂子糊盒的质量也都不错。实现收购后，除了能提高质量尝试打开国外市场，还能占领国内东部沿海市场。但两三年后，王维龙觉得“问题出在执行层上。布局都布好了，执行层管不好。”整合中出现的问题让泊头火柴厂将两家工厂最后还给了当地政府。

同年10月，泊头火柴厂又进行产权改革，由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企业，成立了河北泊头火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那一段时间，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全体职工入股新改制的企业，王维龙说，“相当于一个集体企业了”。

然而职工与干部对于入股并不积极。按照规定的最低入股指标，董事长不少于80万元，总经理和监事会主席30万元，理事20万元，监事10万元。“资金来源一部分个人自筹，一部分企业配股，是按原来国有资产以外的工资结余比例来配股。”在当时的环境下，后面几年有了利润也不敢分红，“董事长80万元，工人2000元，400倍的差别，我要是发20万，工人就几百块钱，这样影响工人积极性，大伙觉得干了半天难道都给你董事长个人干了?”王维龙认为股份制改造没起到应有的作用。无论是分红还是一些干部的入股金额也都没满足应有的金额。

在打火机面前，火柴已属夕阳产业，王维龙也曾考虑过。在尝试过一些周边产品之外，王维龙提出了火柴加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在2003年，中国的房地产业并不像今天这样牵动着每个城市居民的神经，房价只是刚刚开始在一线城市蓄力，孕育暴涨的苗头。火柴厂有土地资源，自1950年代起，职工的福利房就是由厂子盖的，有基建经验和人才，王维龙希望这一块能成为火柴厂的救命稻草。然而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后，泊头市领导班子变动，原来支持的领导调离，这一项目便没了下文。

等待泊头火柴厂的是大量的库存积压。而没撑过两年，火柴厂就停产。对于接任者的管理能力，王维龙认为其并不称职。还有一些厂高层领导在外面的小火柴厂兼职，也没有把心放在泊头火柴厂上。自停产后，火柴厂就日渐萧条，直至今年被拍卖剩余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