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彭博社称都与成功相伴，是名副其实的“蓬勃社”，它的传奇式领导人、现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创造了这个传媒帝国，在激烈竞争中异军突起，不断扩张版图。但最近它却遇到了麻烦，在高盛投诉彭博记者通过金融终端跟踪其员工的私人动向后，这起被称为“偷窥门”的事件已引起不少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激烈反应，花旗银行已禁止其外汇交易员使用彭博终端上的内部聊天组，德意志银行要求其对客户信息实行“彻底的保密”，英格兰银行的措辞最为激烈，认为彭博“应受谴责”。

这起事件对彭博会不会有更大的实质影响，还取决于认为自身隐私“受侵犯”的客户或监管机构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彭博让其记者接触到了交易记录等机密信息，它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彭博的金融终端确实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服务，让使用者欲罢不能，所以彭博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商业上也应该不会受到过大冲击。这次彭博最大的损失将是它的商业信誉。

在这起事件里，彭博与大银行之间发生了一场有趣的角色转变。过去当彭博揭露和报道金融机构内部的保密不严、内幕交易等问题时是丝毫不留情面的，现在银行则有了一个小小的机会来“惩罚”一下彭博。无论如何，这都提醒彭博及其他媒体，应该在内部的编辑与经营部门之间设立严格的界限。彭博开创了以提供金融信息服务来获得利润并帮助新闻报道的媒体模式，但这也让它扮演了两种角色，从而必须避免这两种角色的交混，因为商业与新闻的交错地带为追求不良利益提供了空间，可能引发丑闻和诉讼，带来损失。

在金融信息化、通讯技术给金融带来革命性变革的时代，信息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这意味着收集、保存、提供信息与数据企业需要承担更大的隐私保护责任。但事实是，很多这样的企业经常游走在商业与法律之间的模糊地带。例如，种种迹象显示，在高盛投诉引爆此次彭博丑闻之前，彭博记者可以接触到一些客户信息是公开的秘密，而彭博也觉得让记者了解诸如客户联系方式、使用终端的频率、经常访问哪些网页这样的“无关痛痒”的信息，并不是什么大错，反而是其记者的竞争优势。但问题是，客户有不同的理解，认为这些属于他们的隐私，从而要求法律的保护。

还需要看到的一个问题是，彭博终端的31.5万订阅用户虽然不是小群体但毕竟都有强大财力和影响力，高盛、花旗这些大银行有足够的实力迫使彭博道歉并修改内部规则，但很多企业面对的是社会上的分散大众，例如Facebook曾观测其用户浏览产品广告网页与其实际购买之间的关系，也引起隐私权保护者的担忧，但分散的用户无法对Facebook形成制衡。

中国的情况就更明显了，相信很多人都因电话等信息被相关企业泄露而受到房产中介或保险推销者的骚扰，却只能默默忍受。细微的干扰积累起来就是巨大的社会成本，也许法律在这些情况下应该更主动地发挥保障作用，界定隐私的边界并提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