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晚，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广场，詹姆斯-卡梅隆、凯特-温斯莱特和比利-赞恩出席3D版《泰坦尼克号》的全球首映会

《泰坦尼克号》剧照

泰坦尼克号的实物模型

卡梅隆与两位主演凯特-温斯莱特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泰坦尼克 号》的拍摄现场。当年不到20岁的两位演员，凭借该片一举成名。如今，两人都已是好莱坞的一线巨星

《泰坦尼克号》剧照

技术狂人的反思

从根本上说，3D电影吸引观众的秘诀在于其独特的观影体验。然而，视觉效果毕竟流于技术层面，距离一部影片的艺术表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电影史学家丹尼尔·塞莫斯曾把3D电影比作 “马戏团来到小镇上”，马戏表演的新鲜感一旦消失，就到了马戏团搬家的时候了。3D电影若一味执着于技术上的新鲜感，无法从单向度的视觉刺激瓶颈中突围，则势必走上唯技术论的死胡同。

对于这一点，卡梅隆有着清醒的认识：“3D产业的核心仍然是高品质的脚本、故事和角色。3D绝对不是制胜的唯一法宝，好故事才是根本，那些以为套用3D 外壳就能赢得好票房的想法，最终只能毁了3D技术。”

虽然十年磨一剑的《阿凡达》在很大程度上倚重3D技术的奢华铺排，但不难看出，卡梅隆试图在内容架构上脱离唯技术流的樊篱，重树电影“内容为王”的法则。《阿凡达》将恢宏的影像特技和细腻的情感有效结合的同时，也赋予影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环保意识，以及人与人之间真爱永存的永恒主题。

卡梅隆被外界所熟知的形象，是一个电影技术狂人，但综观他的作品，会发现他对技术的人文反思其实贯穿始终。1984年，他自编自导的《终结者》的叙事起点是2029 年的洛杉矶，机器人驾驶的飞行器正低空巡逻，向一位奔跑的人类战士发射炮火。占据绝大部分画面的大型压路机，正碾过地面上的一堆人类白骨，机器以其绝对优势统治着世界。这一隐喻着技术与人类不和谐关系的构图，经常出现在他后来的作品中。

“技术并非强奸视觉的武器，故事是诱发消费欲望的唯一动力。” 卡梅隆每次这样说时，嘴角都忍不住抽搐。他想为自己辩解的是，他对高端技术的玩命努力，只服务于角色心灵的诉求。他有明显的炫技倾向，却又保持克制和唯美。《阿凡达》里有无数巨鸟，但他没有让哪怕一只巨鸟冲出银幕吓唬观众。

卡梅隆常说他拍的所有电影都是爱情故事，《终结者》中跨越时空的爱情、《异形2》中瑞普丽的母爱、《深渊》和《真实的谎言》中因核灭绝危险而重新复苏的婚姻。但在《泰坦尼克号》之前，他一直没拍过以爱情故事为核心的电影。而迈入一片自己未曾开采的领域，正是最让卡梅隆着迷的事情。

对卡梅隆来说，潜水造访泰坦尼克号残骸是最主要的目的，拍电影只是顺道为之。1995年，卡梅隆和拍摄团队为了探索沉船遗址，前后进行12次深海下潜。这是他多年来的爱好——他感兴趣于那些埋葬于深海的人类悲剧，以及其中包含的浪漫和神秘。

“我的职业是电影人，但内心是个探险者。好莱坞给我创造的机会中，没有比探索一个无人到过的地方更让人兴奋的了。”卡梅隆发现，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社会阶层和性别因素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1912年4月14日北大西洋那个严寒刺骨的黑夜，头等舱的妇女有97%幸存，而末等舱的男性只有16%的幸存率。于是，他决定将故事的核心，锁定在一个头等舱的女性乘客和一个末等舱男性乘客的关系上。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就在这艘船上！”1995年3月，卡梅隆把《泰坦尼克号：图说历史》这本书甩在了二十世纪福克斯主席彼得·彻宁的办公桌上。这部影响深远的史诗巨作最后得以开拍，起决定作用的正是这一句话。

在设计了多年的悲惨未来和外星球之后，卡梅隆第一次尝试创造美。他决定，莱昂纳多和凯特在日落中接吻的镜头，要在真实的日落环境中拍摄，而不是在绿屏前。在甲板上拍摄的时间只有8天，然而7天过去，剧组都没盼到好天气。

最后一天，在日落前一个小时，天空依然布满了乌云，只在天边有一丝晴空。正当大家无比沮丧之时，太阳突然蹦了出来。“凯特！马上！”卡梅隆大声呼叫道。当凯特站上船头的栏杆时，一束金色的阳光穿过乌云，凯特朝卡梅隆尖叫：“快拍！快拍！”随即与莱昂纳多开始接吻。这个镜头一结束，太阳就躲到云层后面去了。

卡梅隆在第二天审阅毛片时，发现昨天的镜头聚焦没有对准，“有一些糊”，但他却很喜欢。那也是观众最后在电影中看到的镜头。这个画面是卡梅隆电影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幕，也是电影史上最经典的镜头之一，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画面略显模糊。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镜头，引起了卡梅隆的反思。回想起拍摄当天的运气，这位业界最主张使用特效的导演不禁心存犹疑：今日，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切尽在掌握的拍摄条件，然而，是否有什么东西已缺失难觅？

“那个日落的镜头现在很容易就能用绿屏做到，甚至可以放在某个早上来拍。但是，那种日落的场景我能不能想象得到？我能不能想出那种特别的颜色？现在我们能创造出我们想象的一切，但是，我们的想象和技术能否全然胜任？我不知道。”

B=《外滩画报》

J=詹姆斯·卡梅隆

“泰坦尼克的隐喻一直在重复”

B：你这次和3D技术团队合作得怎么样？

J：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犯一个我觉得很经典的错误，就是认为每一个镜头都必须是3D的。试想你看一个能呈现完整船体的画面，如果能从船头看到船尾，那你必须要站在几千英尺之外的位置，因为船有800英尺长，所以从视角计算，你就要站那么远。你看不到100英尺以上的视差，所以不可能用3D方式来呈现整艘船。

我必须对他们进行培训，指导他们将大广角画面里的前景进行3D处理。所以当你看最终画面时，会觉得前景的水涌向你时有一点立体，但当你看向背景里的东西时，它们又很平面。因为当你望向一座几英里外的山峰，你不会感觉到3D效果，因为它视角太广，距离太遥远。

B：无论你最终把这部电影的3D效果做得多好，总会有一些挖苦者说，整个3D转制和将电影重新上映的目的，就是要“新瓶装旧酒”地捞钱。你要怎么说服他们？

J：我不在意别人的挖苦。如果你可以挥动魔杖给全世界的人一段极致体验，依然会有爱好挖苦的人想方设法地批评它。商业有什么错？给全世界电影院里的人们提供工作机会有什么错？娱乐大众有什么错？如果人们不买账，那我们是错了。

如果人们愿意埋单，那么我们就提供他们需要的。如果他们乐意再次埋单，那么就说明我们给了他们想要的，所以他们才会愿意花两次钱。所以，这真的是一场赌博，是一场实验。说到底，每部电影都是一场实验，但它也是艺术和商业的结合，我对此没有任何质疑。

我们在这部电影上花了两亿美元，现在不是说我们要靠这部电影赚更多的钱，我只是说，电影人每次拍电影都是一场赌博，因为我们投身于这个名叫“电影”的既诡异又疯狂的行业中。即便那些小型独立电影，纯粹为了艺术表现而存在的电影，也依然要赚钱，否则主创们就没办法拍下一部电影了。

对我来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这关乎到能否给观众一个再次在电影院里看到《泰坦尼克号》的机会。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观看到《泰坦尼克号》——在电脑或者电视的小屏幕上，但这部电影原本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呈现，3D技术让我们可以重新定义电影发行的概念。我乐于充当先锋。

B：你早前说，泰坦尼克号隐喻着“膨胀的傲慢以及由此产生的轻视和疏忽”。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电影这次的再发行失败，你有什么打算？

J：我想我们已经有失败的觉悟了。我们可能赔得精光，但我们依然会勇往直前。我们肯定是很有信心的。当年我们在拍电影的过程中经历了一切。发行电影前一段时间，我们进行了试映，由此知道观众和影评人都很喜欢这部电影，但我们仍然不认为会赚到什么钱。我都不觉得我会再拍电影。

我们拍这部电影是为了赚钱吗？我认为不是。3小时15分钟的言情片，而且结局大部分人都死了，顺便一提的是，每个在排队买票的人在看之前都知道了电影的结局，这样一部电影是拿来赚钱的吗？听上去不是那么有商业性。我拍过自己都觉得很商业的电影，也拍过纯粹由内心激情驱动的电影，而《泰坦尼克号》就属于后者。我们可能是很幸运，也可能是我们所信仰的东西驱使我们拍了一部观众想看的电影，而非靠运气。

在《泰坦尼克号》背后，并没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而现在重新发行，也不是受商业驱使。我花了很长时间，对泰坦尼克号的残骸进行了多次探索。我全身心融入了全球的泰坦尼克号纪念活动。对我来说，这整项事业比仅仅将电影重新发行要重要得多。

B：如果你有机会重拍《泰坦尼克号》，除了直接用3D摄影机拍摄，你还会做出什么改变？

J：我之前就在回顾这部电影，而且因为要转制成3D，所以细细梳理了一遍，因此我看得很仔细。其中有一些镜头，我现在依然觉得很精彩。我还记得罗素·卡朋特拍摄的时候怎样打的灯光，我还记得那些布景是怎么搭建起来的，等等。当然，也有很多镜头让我感到不满意。

有一些特效画面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因为现在大量的CG技术比那个时候好太多了，技术改进了。我们可能会战略性地少搭建一些布景，使用更多的数码外延技术，因为它们看起来很真实。比如说《阿凡达》，它的三分之二都是完全数码化的。所以，既然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看上去如此逼真的外星现实，那我们当然可以创造出熟悉的船体，所以我绝对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数码技术。

B：如果让你回顾《泰坦尼克号》的拍摄过程，最美好的记忆是什么？最糟糕的记忆又是什么？

J：我认为最糟糕的记忆是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当时每个人都反对我们，我们看上去就像是好莱坞历史上最大的傻瓜。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只是怀着信仰，相信自己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或许也是一件很有实质意义的事情。我从没有把自己视为一个具备竞争最佳影片实力的导演，这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总是在拍商业电影。那段时间真的很灰暗。

我把一片剃须刀片用胶布粘在我的编辑器屏幕上，当时我正在剪片子——我是三位剪辑之一。在剃须刀片的上方，我写了张小纸条：“如果电影搞砸了，就用这个来了结一切吧。”这只是我用来提醒自己的一个方式，提醒自己只能拍好电影而背水一战。从某方面来说，压力也给了我们动力，因为这让我们少做了很多妥协。

最美好的回忆？无疑是在拍摄好莱坞电影的幌子之下，探索真实的泰坦尼克号，这是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我想最美好的回忆，就是漫步在布景里的船甲板上，因为布景真的非常壮观，而且是100%仿真的。为了做到100%仿真，我们计算了整艘船的总重量，测量了门窗的尺寸，我们还取了一些残骸来研究。

我们将一艘880英尺的船微缩为770英尺，这就是“90%比例”的由来。所以漫步在甲板或者舰桥上，感觉就跟在真的泰坦尼克号上一样。

B：当初，你选择了莱昂纳多和凯特，他们在电影中大放异彩，他们俩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令人印象深刻。现在回过头看，你是如何让他们俩合作得如此完美？

J：好吧，这个问题很有趣。我就像一个作家一样，在脑海里有着一个既定的形象——我想要一个年轻的、奥黛丽·赫本那样类型的女演员，但我不知道谁可以胜任。所以我们列了一个所有有潜力的年轻女演员名单，凯特就名列其中。我看过她的几部电影，比如说《理智与情感》，那时她已获得了“紧身衣凯特”的昵称，因为她出演过一些时代剧，并且似乎得心应手。

我起先认为这是种比较偷懒的选角方式，“噢，太好了，我们就定凯特·温斯莱特吧，因为她演过时代剧。”然后他们说：“不，你真得见见她。”我就说，“好吧。”我们至少要好好甄选一下，因为我知道她有英国口音，但她要饰演的是一个美国人。我们做了一次电影试镜—— 那种已经不复存在的复古电影试镜，真的搭了一个布景，用35mm的胶卷来拍。我只想看看能不能拍出一场符合那个时代的戏。然后凯特问我，能不能不用美国口音试镜。她说：“我最终会做到的，但现在可能还不太行。”我说：“那可能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因为用你自己的感觉诠释角色很重要。”后来，她“吓”了我们一跳，绝对惊艳，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没几天之后就决定由她主演。

当我们有了可以撑起半边天的女主角后，就要寻找一个可以与之势均力敌的杰克。莱昂纳多在那张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上。我注意到他们的年纪差不多。在我们选定他们的时候，凯特当时18岁，莱昂纳多19岁吧。我想，正式开拍的时候，他们应该都长大了一岁。我们对这两位演员的确定，感到无比激动和雀跃。

B：你会参与沉船100周年相关的纪念活动吗？

J：在纪念日当天会有很多特别的活动，我们会想办法联系其中的一些，并跟我们的电影做一些关联。我们肯定会展出电影里的道具，会试着做一些以泰坦尼克为主题的活动，体现我们对这一真实事件，对泰坦尼克号悲剧的真切尊重。

你知道为什么泰坦尼克号依然如此令人动容吗？我说的不是电影，而是这个事件的故事本身。因为在1912年之后，肯定发生过更多伤亡更惨重的悲剧——二战、不同种族间的屠杀、使用违背人类初衷的核武器等等，但泰坦尼克的故事中有些不朽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像电影中那样几近完美的故事很可能会真实上演。

你们应该听说过这些气焰嚣张的话——很多人觉得这艘船可以不听警告，在甲板上承载2000人以上的情况下，全速航行，穿过可见的冰原，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船庞大到不可能沉没”。这句话似曾相识。

这个故事里有很多影射当代的喻意，当我们惹祸上身的时候总会应验。故事中有人扮演懦夫，有人扮演英雄，有人扮演自我牺牲者。你们看到了社会阶级结构，生的机会总是留给富人，而不是穷人。你们看到了冰山就近在眼前，但他们没有时间逃走，因为船太大而且开得太快。现在，我们知道气候正在变化，但我们冲的势头太猛，无法完全避开冰山。因此问题出现了，谁能登上救生艇？谁不能？泰坦尼克的隐喻总是不断地在历史中重复。我认为那是整个时代中的最强音，这也是为什么它一直如此吸引人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