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行贿案定性“公司犯罪”黑金链条曝光

王蔚佳

历经近11个月的侦办，英国最大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下称“GSK”)在华涉嫌贿赂案侦查终结，已正式依照司法程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根据昨日公安系统公开的信息，这一从2013年夏天开始轰动全国的跨国公司行贿案，正式被定性为“公司犯罪”，其行贿的黑金链条也终于浮出水面。

GSK“原罪”

“通过大肆贿赂医院、医生、医疗机构、医药相关协会组织等医药销售相关部门及其所属人员推销药品，牟取非法所得数十亿元。”昨日，公安系统公开的GSK涉嫌贿赂案侦办结果显示。

这被视为公安部门对2013年7月爆发的GSK中国贿赂案的结案性定调。而此前曾被GSK方面辩解为“个人行为”的疑似贿赂行为，也在昨日的公安公开信息中被确认升级为“公司行为”。

“侦查机关现已查明，2009年1月犯罪嫌疑人马克锐就任犯罪嫌疑单位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GSKCI”)处方药事业部总经理后，为了完成GSK总部下达的高额销售增长指标，在犯罪嫌疑人张国维等人支持下，全面倡导‘以销售产品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强调‘没有费用，就没有销量’的销售手段，先后组建和扩充了多个销售部门，将贿赂成本预先摊入药品成本。”公开信息显示。

张国维是GSKCI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监。他供述称：“新的全球CEO上任后，总部对销售增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马克锐来中国后，也贯彻这样的政策，提出一个叫‘销售为王’(selling lead)的口号，从利润为主变成销量为主，销售指标每年不断增加，以弥补美国、欧洲市场的大幅下降。”

《第一财经日报》此前曾报道称，为冲击高业绩，通过诱人的激励机制，GSK鼓励医药代表“想办法”完成任务——按照公司的制度，完成指标有奖金，如果能超额完成，会有超额奖金，而且不封顶。如果一名代表完成销售指标，全年的奖金高达七八万元，最高的甚至能一次拿到40万元，在整个行业的增长只有18%~20%的时候，GSK在中国的增长冲到了25%。

在全球业绩整体增长乏力的背景下，GSK更毫不掩饰其对中国业绩的踌躇满志。

根据GSK此前公布的信息，过去几年中，其中国市场销售额从2008年的23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70多亿元。事实上，25%的增长速度远超其欧美主要市场接近10%的增速，也在很大程度上高于中国市场其他跨国制药公司。

马克锐在中国的“销售奇迹”，由此得到了GSK总部的高度认可，职场一路高升，2012年11月接任GSKCI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地位更是平步青云：2009年GSK开全球总经理大会时，马克锐还坐在最后一排，后来很快坐到了第一排，全球CEO还点名让他发言介绍“中国经验”。

马克锐在某次企业年会上的发言，反映出他当时的踌躇满志：“报销更快、工资更高、(年会地点)走得更远。”

对于GSK在中国市场的“高歌猛进”，昨日有不愿透露姓名的跨国医药公司销售负责人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GSK这几年在中国的业绩任务压得特别狠，而且连续几年都不断加码，它的(医药)代表总是抱怨说没法做，但是最后业绩好像也都能完成，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他们玩得有点大了。”

据本报了解，为了保证更多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和医院药房，通过医生开处方实现销售增长，马克锐专门成立了“大客户团队”，每年的公关预算费用近千万，主要任务是对全国几乎所有三甲医院和部分二甲医院主管药品的副院长和药剂科主任进行“关系维护”。

“大客户团队”正是在2009年马克锐来华掌舵之后开始建立的，而在GSK涉嫌贿赂事件爆发时，这一GSK核心销售团队的规模已经从最初的10多人扩展到50多人。

警方昨日公布的信息也进一步显示，为了刺激增加销售额，GSKCI采取多种方式鼓动销售员工“轻合规，重销售”，不但向员工提供高额销售费用，还制定了奖惩制度，完成销售指标获得高额奖金，完不成者则面临着被解雇或无法升迁的命运。

在这种畸形的考核目标和制度导向下，GSKCI下属销售员工采用各种方法进行贿赂活动。马克锐等公司高管人员组织各部门，在各种公开场合和行政执法部门检查中，极力回避和掩护贿赂销售行为，努力维护行贿费用的资金输出渠道。

黑金链条

历史悠久的GSK与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从缓解感冒症状的“新康泰克”，到镇痛的“芬必得”，再到慢性乙肝治疗药物“贺普丁”，以及大量的疫苗类产品，GSK在中国的产品在其所属领域几乎都是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产品。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GSK对中国市场的开拓越发积极，种种黑金链条环环相扣。

经查明，在处方药和疫苗销售过程中，GSKCI下属各药品生产企业与经营相关各部门全面参与，建立自营药品销售、外包药品销售、“冷链”(疫苗)销售、大客户团队销售、危机公关五条“贿赂链”，形成了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地区经理贿赂大客户、大区经理贿赂VIP客户、市场部贿赂专家、大客户部贿赂机构的贿赂网，贿赂销售行为涉及全国各地。

“其中，外包药品销售贿赂链中，GSKCI为规避贿赂销售法律风险，以支付推广服务费形式将药品外包给江苏泰陵医药等7家公司代销，并全盘复制其贿赂销售模式通过其对医生行贿；疫苗销售贿赂链中，为在销售终端打压竞争对手，实施‘冷链’计划，出资1300余万元采购小汽车、电视机、电动车、摄影摄像器材等非医疗设备，根据疫苗销量，向疾控中心和疫苗接种点客户行贿。”侦办结果显示。

这样的疯狂销售，在其明星产品“贺普丁”上表现得登峰造极。

调查确认，为抢占市场份额，GSKCI通过贿赂设置排他性障碍，提高药品市场销量，在2010年“贺普丁”专利保护到期、大量国内仿制药即将大量上市的背景下，GSKCI先后实施所谓“长城计划”、“龙腾计划”，行贿数千万元，并明确要求不得采用国产同类药品。实施“长城计划”后，不少医院不再采购“贺普丁”国内同类药品。

据湖南某市级医院的肝病中心副主任李某供述，从2012年3月起，GSKCI为了刺激“贺普丁”的销量，每开出一盒给他20元，每增加一名病例入组(给一名新病人开“贺普丁”)给他100元。他每月可以开出150~200盒，增加5~8名病例。而GSKCI医药代表在每次按月送钱的同时，还会递上一张“讲课单”让他签字，言明这是“讲课费”。

“我一年分12次支付讲课费。实际上，李某总共只讲了两三次课，其他大部分都是虚构的。”上述医药代表供述，“讲课单是我按照公司发的模板打印出来的。这些钱要以讲课费的名义在公司报销。”

本报记者采访发现，近几年来，GSK在抗生素、呼吸、消化系统和中枢神经等重点领域主导产品研发，投资巨大，并高度依赖医院销售渠道。

这样的定点突破，全部来自GSK“奋战在一线”的医药代表——按照GSK此前的公开计划，2013年仍继续奉行快速扩张政策，计划招聘的人数突破3000人，其中有80%是医药销售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