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云辉

打破垄断，最有效的办法是进一步开放准入，鼓励民资参与更多的竞争，而不是以“相对公平”的方式，行政主导垄断资源的再分配

最近，通信监管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锄强扶弱”。对此，很多人可能会一片欢呼，再生“打土豪”之气概。

但在我看来，这样的管理方式，这样的观念思路，或并不足取。

对国人来说，向来以“均贫富”为乐，而在一些曾经被舆论指为垄断的行业，监管部门的“市场化”，往往是以削弱强势企业，扶持弱势企业，从而营造“相对均衡的市场生态”为成绩。

在用户眼中，很多国有企业的强大，往往都是根源于国企垄断、剥削、寻租等灰色利益链，但对于相关行业的管理者做出的规范化与市场化努力，却往往视而不见。

在国际上，是否利用市场优势地位牟取暴利，才是垄断与否、应该惩罚与否的关键标准，而只要是合理获取的财富，都敢于并乐于向公众公开。

但在国内，人们惯常的想法却是“财不露富”，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木秀于林，不管是个人努力还是环境促成，都大多免不了被八面来风摧毁的命运。

科技行业的发展便是明证。在上个世纪，尚未开始电信市场化改革之时，中国电信一直承受着各种骂名，即使是与它无关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增值业务问题，也被用户和各方归结于中国电信身上。

后来，由于中国电信受到压制，加上移动通信对固定电话的替代，中国移动逐渐取代中国电信，成为行业领头羊，也逐渐成为新的政策打压和舆论指责对象。

在这个过程中，行业监管部门的手段，大都是采用政策加行政命令进行直接干预，比如中国电信遭遇拆分，中国移动遭遇不对称管制，乃至在市场竞争生态下罕见的三大运营商高管轮换等等。

但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这种干预方式的边际效应在不断递减。

在中国通信行业发展早期，政企不分，市场主体单一的情况下，通过行政手段加速市场化进程，确实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让它很快成为中国改革最快、最彻底的行业之一，市场竞争也促使了通信价格资费不断下降，为国民提供了超过西方国家发展速度的通信服务。

但近年来，运营商无论组织流程还是资本结构，其实都已经完成了“由政而企”的转变，并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市场竞争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进一步的行政干预，对市场化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小，负作用却日益凸显。

我们看到，通信监管部门近年来也在进行更积极的市场化努力，比如开放移动通信业务转售，推动民资进入电信市场等等。但同时，也仍未摆脱过去的粗放行政管理习惯，仍在以一些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竞争。

以通信监管部门正在酝酿的不对称管制为例，该政策虽然有助于平衡三大运营商的利润格局，但由于人为制造了竞争关键要素的不均衡，未来可能将催生众多反市场化的竞争方式与格局，这与推动通信业市场化、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为用户服务背道而驰。

拔苗助长，只能让庄稼越长越弱，结不出丰硕果实。

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越来越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而在未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拉动力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中，通信乃至相关行业，将承担极为关键的职责。

在此过程中，运营商不但需要承担公众服务职能，更需要助推国家产业升级，应对全球变革。

站在这个高度，“锄强扶弱”或将削弱中国通信行业的国际竞争实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通信业改革需要停步，而是应该以一个更新的思路来进行行业管理，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早已证明，开放竞争才是市场化的最有效手段。

比如打破垄断，最有效的办法，是进一步开放准入，鼓励民资参与更多的竞争，而不是以“相对公平”的方式，行政主导垄断资源的再分配。

那不是真正的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