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三：外逃途径及潜在危害

通过对外逃路径的剖析，不难发现这些贪官一步步“裸体做官”背后的外逃动机。两者之间极易互相转化的特性，更显出“裸官”距离外逃贪官仅有“一步之遥”的说法，并非杞人忧天

“裸官”不一定是贪官，也不一定外逃，不过，外逃贪官的外逃路径有迹可循：子女、配偶、亲友、情人移居—资金转移—择机外逃，呈现“三步走”的模式，实则暗合了“裸官”这个群体的内部特征和逻辑联系。

一。亲属先行

“裸官”的特征之一，即是安排配偶和子女定居国外。对于预谋外逃的“裸官”而言，这种安排无疑是最安全和最可靠的。这一步并不难实现。作为在境内利益诉求和政治资源的交换，谙熟此规则的中介公司，以及负责接应的业务客户、生意关系均是这一步的铺路石。

其中，子女的移居理由可以是留学，也可以是已经安排妥当的外出打工，配偶则通过陪读、商业生意等借口随之出走，甚至有时以假离婚的名义出境。这些官员只需熬到子女、配偶在留学或者工作过程中取得绿卡、加入国籍，最后一步就是其自身迈出国门。

例如，原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在出逃前，利用公司业务关系在美国为自己建立了生意关系，让其妻儿打理美国的生意并获得美国绿卡。这一模式同样存在于高山、蒋基芳等大案中，在外逃之前，他们的妻儿均已提前至国外学习与定居。

余振东则在案发前就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其妻通过已经接洽好的异国婚姻获得美国绿卡。五年后，当她与丈夫“破镜重圆”，一家人手持绿卡通关。同案中许超凡、许国俊也是以相同模式成功出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贪官的情妇也扮演了外逃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案中，其将情妇安排在香港定居，将巨额赃款都转移到情妇名下。相比这些“裸官”的原配，情妇的身份不仅更为隐秘和自由，在从事境外商业活动以及资产转移中，也更为便利。

二。资产随后

究其根本，“裸官”之所以受到严控和舆论的质疑，是因为这种现象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害。首要危害便是造成“资金外逃”的风险加剧。

总结外逃“裸官”案例可见，出逃前的大量资产转移不仅是必经步骤，也是“裸官”外逃的根本初衷。

转移资产的手段及方式多样，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种类：现金走私，由官员直接随身带出境；通过合法金融系统的现金交易、账户付款、海外业务、贷款和其他金融交易实现交易套现；以贸易为掩护的方式，即非法所得通过进出口货物，虚构或伪造进出口合同、海运单据、海关报关单和其他相关文件的方式套现；通过地下钱庄系统转移资产；借助电子货币、网上金融服务以及股票期权、远期外汇汇率合同等新的金融衍生品向境外转移资产；通过设立海外空壳公司的方式转移资产和套现。

2006年，中央编译局主管的杂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刊文称，资金外逃是“生产资源由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失”。除了加剧“资金外逃”的风险，上述文章还认为，“裸官”的潜在危害还在于，给贪污腐败者提供了便利的退身之路，给其提供低风险获利空间，是对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刺激和引诱，将直接威胁党的廉政建设，损害党的执政基础。

《转移资产研究》一文指出，“腐败分子向他国转移的财富被公认是外逃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外逃“裸官”向境外大量转移资金，甚至也会加剧金融风险，冲击金融稳定。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巨额贪污、挪用并将资金转移往往会危及该机构的持续经营和公众信心，甚至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震荡——如广东开平案和高山案就为中国银行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转移资产研究》认为，首先，转移活动会造成资金的异常流动，影响利率和汇率的正常形成，扰乱金融市场，干扰国家的宏观调控。其次，以资产转移为目的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会使有关行业不遵循市场规律和国家产业政策而调整，造成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和经济动荡。

仅从曝光出来的外逃“裸官”的案例可见，动辄即有千万甚至几亿元、十几亿元的资金被转移出境。2007 年12 月17 日，世界银行[微博]公布的一组数字表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每年产生的腐败收益高达200亿美元到400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官方发展援助的20%到40%，而且大部分被转移到发达国家。

　三。择机外逃

外逃是“裸官”们“裸奔”的最后一步，但这一步仍然充满技术含量。

首先是获得出境证件的问题。根据2003年中央下达的关于加强出国证照管理的文件，领导干部因公临时出境要经过所在单位、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等一系列审批，因私出国也要报经上级部门、人事部门批准。因而，目前公职人员的公务护照是由外办统一保管，对于私用护照，许多单位也要求工作人员进行统一保管。

已有的样本显示，这些外逃官员或制作假证、或持有多个护照，有些也并未上交其私人护照。这些证照不在审批和报备之列，不仅导致单位无法对其进行监控，一人多证的现象，也给案发后追查财产、资料带来阻碍。

至于所列出境的缘由，除了最常见的养病、休假，官员外逃还经常发生于公务考察时。两者的特点呈现为突然消失，以及滞留不归。

例如在2008年，时任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在考察团结束巴黎访问回国前夕，留下字条称腰椎病痛病复发，需在巴黎住院治疗之后失踪，一直未归。

值得一提的是，“裸官”们的出逃时机，常常发生在纪检部门谈话之后。组织的谈话调查催生这些“做贼心虚”的当事人加速离开，由于缺乏对应的人身控制措施，等于是给裸官们的外逃提了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