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周报记者 谭楚丹/深圳报道

在商业的世界里，没有永恒的输与赢，只有永恒的人性。同样对于深南东路5045号背后的那只手和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背后的那只手而言，没有永恒的输与赢，只有永恒的利益。

金钱永不眠。

利益永不眠。

截至2013年4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总市值154519.73亿，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总市值94158.37亿，仅为上交所的6成，但换手率达1.77，上交所为0.66。

从上市情况看，上交所与深交所的上市公司数分别有959家、1578家，深交所平均市盈率为26.51，是上交所的2倍。

从5045号暂停新股上市业务，到创业板的激烈争夺，再到近日沪港通的反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资本的故事。

战争不断。

倚赖于大量的中小型企业资源，深交所拉开了差距，越行越远；而在20年前，上交所是一名坐拥国企资源的老大哥。

20年浮沉，20年风水轮流转。

从同质化竞争到差异化发展，两个交易所在2014年重新回到相同的跑道。

重新洗牌

2014年3月27日，证监会表示，首发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在沪深市场之间自主选择上市地，不与企业公开发行股数多少挂钩。中国证监会审核部门将按照沪深交易所均衡的原则开展首发审核工作。

据理财周报记者统计发现，在过去，有46家广东企业到上海上市；上海有60家企业、江浙两地325家企业在深圳上市。

而一般情况下，企业凭借地区优势选择上市地；那么是否以后深交所也可迎来巨额利润的大型上市公司。

上市资源的开放，意味着交易所之间激烈的“较量”。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上交所接触过了”，深圳一名资深保代告诉理财周报记者，其上一次需要跟上交所接触的项目是在2000年初。“如果我有项目，我会介绍到深交所，我怕项目到上交所会被歧视”。

理财周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名证券业界人士认为，“服务”是深交所最大的竞争力。

据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介绍，在九十年代，深交所首任总经理夏斌为了拉动企业到深交所上市，到全国各地为企业演讲。“他的姿态放得很低，并且辅导企业，所以当时渐渐有一些企业选择深交所”。

资深财经评论家玄铁令谈道，深交所在暂停新股发行的四年里，一心一意做服务，真正沉下去做基层，为中小企业辅导。“他们没有理由摆架子，在这几年深交所与企业关系非常紧密，因此储备很多上市资源；相较之下，上交所高高在上，等着企业求上市。”

在其看来，深圳凭借制度优势，本能地驾驭创新；深圳没太多利益集团干扰，也不及上海有过多计划经济部门。“上交所的创新困难在于没有本土上市资源，上海的小企业被国企压得死死，而深圳有大量的中小企业。”

一名接近深交所的人士告诉理财周报记者，深交所在“培育”企业方面，好评较多。“他们为企业所在的行业搞交流、培训，还邀请主管部门参加。企业不仅能与政府人士搭上线，为以后良性沟通打基础；还能与同行交流想法，开拓视野”。

在其看来，深圳市场化机构较多，机制灵活，人才与高管集中，办一场培训比较容易。“注册制推行，交易所拼的就是服务，拼的就是能不能在这里形成圈子”。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董登新教授有不同看法。他表示，沪深两个交易所定位不清晰，没有自己特色定位，没有差异化经营。“这不是提高服务质量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抢生意的问题，整个资本市场需要一个清晰的重新定位”。

在其看来，尽管深交所在此前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但其实中小板与创业板的企业都是“大块头”。

董登新向记者展示一组数据，截至2014年4月4日，上交所有48%的上市公司，其总市值介于10-50亿元之间；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情况竟雷同，分别有66.8%、74.4%的上市公司总市值为10-50亿。

“目前中国整个资本市场，一方面上市门槛过高，一方面交易所不肯降低身价”。

“行政审批制下企业排队上市，排队时间越长，风险越大。企业有焦虑感，担心被后来的大企业挤掉。这种优中选优的做法，实质上是人为抬高上市标准，使得上创业板的都是成熟企业，真正意义上创业型的高成长的企业少得可怜。”

董登新认为，监管层应还原市场属性，在注册制下，重新定位沪深两地的上市标准，形成差异化的经营，形成不同的市场特色。

“上交所应该做成熟型企业，相对稳定的产业；同时降低IPO标准，适度地与中小板创业板对接，使得上市后长大成熟的中小板创业板企业，可转板过来；而深交所应有更大的包容性，可参考香港的创业板”。

上述接近深交所的人士亦有相似看法，“现在的问题是，创业板规模太小，相似公司较少。深交所下一步会研究亏损互联网企业上市问题，一旦这些空间被打开，创业板能有挺好的前景。”

而在董登新眼中，未来中国股市可以三分天下：上交所成为中国版纽约证交所，深交所成为中国版纳斯达克，香港联交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板。

为成交量“厮杀”

八十年代中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渐渐走上快车道，逐渐有企业发行股票，深圳宝安在1982年率先发行1300万股票；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发行股票。

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坐落在现在的荔枝公园旁边，过去人们可在此做柜台交易。

频繁的股权交易催生出民间场外交易。据深圳一名资深券业人士李冬（化名）向理财周报记者谈道，就荔枝公园大树下，人们拿着小黑板，喊价交易。交易达成后，就背书，有实物股票，到证券部互换身份证复印件，证券公司盖印就是过户了。

而在武汉、上海、成都等多地，柜台交易与黑市同样盛行。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在国外考察后决定成立深交所。不久，深圳市政府决定建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曾被派往日本学习证券的禹国刚，被调来从事筹建工作。

同时，远在华东区域，1989年12月，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在金融改革会议上，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微博]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三人筹建小组。

上海三人小组主要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成立意见和方案，具体事务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然而，1990年，上海分行筹备组组长发生工作调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副处长尉文渊顶替筹备职务。

尽管筹备工作一筹莫展，但尚且顺利。上交所筹备团队还曾到深交所筹备工作组进行考察，直接借鉴了深圳的系统资料与经验；同时为了要配合浦东的发展，上交所呼之欲出。

但禹国刚却遇到难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深交所的筹备遇上一场“姓资姓社”的争议，上级一直未批。“当时有一个说法，‘深圳除了五星红旗，剩下的都是资本主义’，其实深圳压力很大”，据李冬说。

在得知上交所已准备于12月19日正式开业后，11月22日，李灏、张鸿义等深圳市领导到国投大厦15楼视察深交所的筹备工作，当即拍板：不管有没有“出生证”，10天后，深交所要准时出生。

于是，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悄然开张，比上交所抢先18天。

李冬介绍，深交所一年后才拿到“出生证”，之前为“试营业”，但深交所当时管不了这么多了。

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

李冬告诉理财周报记者，当年证监会无权管辖交易所，两地交易所仍然由本地人民银行管理。“交易所听命于深圳和上海市政府。他们与深圳市人民银行、深圳市证管处的权利很大。两地都在比较谁的成交量最高，秩序一片混乱，两个交易所做了很多出格的事”。

据悉，交易所在1990年开张后，迎来股民疯狂的炒股浪潮，市场也迎来长达数月的牛市。

政府采取多种控制手段抑制股市热情，不久见效，行情如同过山车，转眼一落千丈。深交所甚至在1991年4月22日，股市成交量为零。

随后，深圳市政府开始了一场秘密救市行动，张鸿义、禹国刚及7家机构参与。策略是深圳市政府财政拨款2亿稳住深圳发展银行龙头，然后带动龙身龙尾摆动。

方法见效。9月30日，深发展股票止跌。国庆后，股票从从14.95涨到28块钱。

熊市结束，股民迎来新的牛市。

在李冬看来，这实际上是政府操纵了深发展的分红和业绩。

此外，权证的延期权利在交易所手里。

“在权证即将到期时候，深交所突然宣布，权证可以延期。不少跌到1分钱的权证，忽然涨到1块钱，当天就能涨10倍，很多人一夜暴富。”

再比如，两个交易所开市时间错开。谁先开始交易，谁就可以引导对方的指数”。

其还举例，当年深交所乱停新股。“1994年初，首任深交所总经理夏斌临时拿了一个大喇叭，站着向坐席上交易员宣布‘停发新股’，股票立即疯涨。他认为通过停发新股数月，能激活股市成交量，抛离上交所。

但上交所尉文渊继续发新股，于是很多公司到上海上市。不久深交所后悔了。”

1995年，“国债327事件”发生，随后交易所高管开始发生变化。尉文渊请辞，理事会任命上海市政府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杨祥海担任上交所总经理；深交所同年免除夏斌职务。

1996年10月，证监会任命庄心一为深交所总经理，张育军、黄铁军为副总经理。

1997年，证监会任命桂敏杰、屠光绍为深交所、上交所总经理。

同年8月，两个交易所管辖权移交至中国证监会。

差异化竞争分道扬镳

借鉴美国纳斯达克经验，1999年8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称，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逐步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适当时候在现有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

2000年5月，国务院讨论中国证监会关于设立二板的请示，原则同意中国证监会意见，将二板市场定名为创业板市场。

上海一名券商人士称，上海并不想要创业板，上交所一心谋划国际板，所以创业板被放到了深圳。

据悉，当年外国公司到中国上市意愿强烈，如可口可乐、汇丰银行等，上交所亦希望通过开设国际板，来展现“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然而，李冬分析认为，是顶层设计，“由上海来搞主板，深圳搞创业板，以此差异化发展”。

为了受命筹备创业板，9月15日，中联重科在深交所网上发行后，深交所停止在主板市场新股发行。

“当时以为半年就能开张，没想到遇上美国纳斯达克股票暴跌，当时香港也刚推出创业板，一出来就受到网络泡沫寒流的冲击，所以内地监管层要求等市场好转，再精心筹备，一拖就拖了四年。”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解释。

据了解，2000年3月纳斯达克生物科技股与网络科技股暴跌，引发了整个纳斯达克的崩盘，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连续三天暴跌100点以上。

“2000年到2004年对深圳来说是很艰难的4年，停发新股期间，大量金融企业外迁，人才流失，深交所与上交所差距逐渐拉大，当时一名网友呙中校写了一篇‘深圳被谁抛弃’网文，影响很大，深圳市场的人一直感到憋气”，李冬回忆表示。

玄铁令回忆起当年，向理财周报记者谈道，“政治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全国当时集中精力发展浦东，需要金融资源，而金融资源大多在南方，所以资金流要往浦东走，深交所只能服从大局”。

据悉，深交所多名高管也被调离到上交所。

玄铁令表示，“当年曾经有说法要把深交所的主板搬到上海，深交所只搞创业板，但一直没有获得批复。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张高丽，为了留住主板，曾呼吁‘深圳不仅是深圳人的深圳，还是全国的深圳’，从此再没有人把主板从深交所拿走，代价是停发新股。也曾经有传闻要把深交所搬到广州等”。

据理财周报记者统计，四年时间，有298家企业到上交所登陆。其中，金融机构有民生银行、西南证券、招商银行、华夏银行等；仅两广地区企业就有28家。

四年后，2004年6月，作为创业板的过渡性市场，中小板被推出台前。

而在中小板推出前夜，深交所总经理张育军被监管层调到上交所，带领上交所团队。

不久，监管层出上市指引。IPO新发股本超过1亿的，去上交所上市；低于1亿的，到深交所。

2009年10月，深交所创业板终于呱呱坠地，首批28家上市公司上市交易。

然而，对于上交所而言，其在2008年，把国际板的建设被列入工作重点。

2009年5月，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公开表示，该所在进一步推动交易产品国际化的同时，要稳步推进国际板建设，吸引海外企业上市。

9月，国际板的推出被提上管理部门的日程。当时不少市场人士猜测国际板将成为创业板推出之后的下一项重点工作，市场点位在2600-2700点就可以推出国际板。

拉开差距

然而，国际板的推出被证明是“雷声大雨点小”。曾有消息传出，上交所在2011年下半年推出筹划已久的国际板；随后在2012年，上交所表示一直都在研究、筹备中，近期没有实质性的启动计划。

深圳一名券商人士分析指出，一方面股民不接受多一个“圈钱”地，一方面国际板的决定权不在交易所，“这涉及到国家的外汇管控政策、国家资金链是否富裕、制度是否能包容来自不同文化与制度的企业等”。

而中小板与创业板却一炮而红。

从市场数据来看，中小板、创业板凭借新兴行业、题材多、股本小、市值小等特点，引来股民的青睐。

据深交所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末，中小板在3年内有531家上市公司、创业板在1年内有153家上市公司。

为了平衡上市资源，监管层在2010年11月调整上市指引：IPO新发股本低于5000万的，去深交所上市；超过8000万的，去上交所上市；5000万到8000万之间的，自主选择。

财经博客达人“天天说钱”在博文中指出，随着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推出，深圳对资金的吸引力陡增，到2012年深圳“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已经达到上海的46.5%，2013年后追赶到49%。深圳的金融增加值在2013年也达到2008亿元，而上海和北京分别是2823和2822亿元，广州则只有1146亿元。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表示，深圳的崛起在创业板开启之后。中小板与创业板奠定了深圳战略性的地位，颠覆“沪强深弱”的格局，拉开与上交所的距离。

直至2013年，IPO财务核查，新股停闸一年。两个交易所借此机会重新进行自我定位。

2013年3月，创业板对上市规则进行调整，即下调上市门槛一一盈利满一年且5000万以上即可申请上市；同时打破行业限制范围。

此举被投行业界视为“利好互联网企业”。

同时间，上交所推出三项计划：蓝筹T+0、战略新兴产业板、沪港通业务。拳拳力度不小。

4月2日，上交所组织券商开展“关于资本市场服务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

与会领导有上交所副总经理刘世安、发行上市部总监李京真、会员部副总监邹常林。

刘世安在会议上告知，需要券商投行人士配合，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储备上市资源；对均衡上市和战略新兴产业板有正确理解，积极引导市场认识。

然而券商人士较为不屑。“没有什么意义，上交所就是抢生意”，北京一名保代评价称。

玄铁令向理财周报记者解释，“新股投入上交所主板，如同在死水里扔下一个小石子，激不起浪花，不及创业板有强大的号召力。成立战略新兴产业板可促进交易所之间良性竞争。”

4月10日，上交所发布公告，将在6个月内推出沪港通业务。上交所和香港联交所将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李大霄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上交所重新崛起，是大概率事件。

“深交所当年倚赖创业板完胜上交所，归功于两任总经理张育军、宋丽萍。当年高科技狂潮，社会朝科技结构转型，创业板的诞生合乎时代需求，也走到顶峰。但现在创业板市盈率接近70，熊市就要来临，创业板痛苦的调整即将开始。”

在其看来，上交所的大盘国企股将会厚积薄发，“这些股票目前已在一个很低很雄厚的起点上，一轮大牛将从上交所起步”。